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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装京绣文化

京剧服装上的刺绣图案很多,这些图案的绣法在行业内被称为“京绣”。京绣既是剧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以一门单独的技艺享有盛名。京绣具有悠久的历史,目前主要通过剧装的表现形式来传承。

京绣,又称宫绣,其工艺是中国传统刺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刺绣,即用丝线或棉线在织物上再加工创造,以表现身份、情感、艺术等特定的内容。刺绣起源很早,几千年来始终没有间断地发展和延续着。其最初以美化服装等日用品为主,逐渐发展成为用以表示亲情、爱情、友情等与民俗、婚嫁、丧葬等活动密切相关的专用品。从解放后陆续出土的历代墓葬看,早在西汉时期,我国的刺绣就已具有较高的水准,在此不再赘述。从元代建都北京之后,在众多民间刺绣工艺的基础上,集各种绣法之长的宫廷绣逐渐与民间刺绣分野而自成一派。至清代时,宫廷绣的工艺已很成熟。因地处京城,宫廷绣也被俗称为“京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以及民间流散的传世品和明定陵、清东陵等地的出土文物都显示着京绣艺术的辉煌成就,体现了京绣华贵、繁复、冷峻的艺术风格。同时,从京绣的工艺构成和艺术形态上看,又可以见到民间刺绣工艺的基本元素。我国各主要刺绣发源地的“织绣局”和“绣坊”大都以民间招募的艺人为刺绣主体,在历代封建统治下,刺绣高手们时常免不了有进宫服役的义务,因此确定京绣脱胎于民间艺术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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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绣属手工刺绣,起源于民间。和苏、粤、蜀、湘四大名绣有着相似的渊源。刺绣最主要的工具是绣针。据考古发现,人类最早使用的针是骨针。在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人类生存遗址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的洞穴里,发掘出了一枚尖端锐利、针身圆滑、尾部穿线的骨针,针长8.2厘米,直径0.3厘米。由此鲜明地体现出在18000多年前生长在北京的山顶洞人就已经会使用针这种工具,能够穿针引线,缝制衣服了。虽然现在还不能证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刺绣,但刺绣极有可能是受缝制衣服的用针方法启示而出现的。京绣出现在北京,可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脉优势。

自元朝定都北京后,随着封建王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出现了主要用于供奉皇家宫廷服饰、装饰用的绣品。宫中的造办处为了更好的为宫廷服务,集中全国各地著名绣种的优秀刺绣工匠进京,并在宫中特设“绣花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京绣逐渐融合了全国各种优秀绣工技法,兼收并蓄,并将自身特点发扬光大,成为独树一帜的代表绣种。京绣在明清时期大为兴盛,因其代表性的作品多用于宫廷,使用者基本上都是位高权重之人,因此又被称为宫绣。当时,人们将“京、苏、湘、顾”并称为“四大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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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后,宫中的造办处和绣花局随之解体,绣工也散落到民间。为了生计,一些艺人重操旧业,以刺绣为生,并收徒传艺。由此京绣技艺得以薪火相传,也使得服务对象从宫廷转变为社会。由于京剧在清中期起独领风骚,后来居上,精美的剧装因需要大量的绣活,以至于剧装成为京绣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和传承形式。

到了民国时期,京绣艺人多以个体形式生存,个别能力较强的,开起了前店后厂的作坊。20世纪初时,北京前门外珠市口附近的西草市街、西半壁街以及西湖营一带聚集了不少经营刺绣品的店铺和京绣庄。这些门店赖以生存的绣工,则大多来自于现朝阳区小红门乡的肖村一带和崇文区永定门外李村一带。提起肖村,其在京绣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北京剧装厂多名上世纪20至30年代出生的京绣老艺人回忆,在100多年前,肖村的姑娘基本上都是从七、八岁起就开始学习绣活,是当时名符其实的京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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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战乱,国家不得安宁,京绣艺人们的生活也难以保证。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事不断,演出及京绣需求锐减,艺人们不得不避祸逃难,流离失所,以其它手段谋生,京绣艺术在动荡中处于难以为继的濒危状态。

解放后,党的“双百”方针使包括京绣在内的众多民间技艺获得新生。京绣艺人们先是以个体或私营方式恢复京绣产品的生产,随即在1956年前后,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众多的京绣艺人被组织起来,成立了刺绣合作社。此外还有一些以家庭为主进行刺绣加工的零散绣工,集中在朝阳区肖村和崇文区永定门外李村一带。1958年,公私合营北京刺绣剧装厂(今北京剧装厂)将两个京绣合作社(其中一个位于崇文区,另一个来自东城区)和部分肖村、李村的绣工并入厂内,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国有京绣企业,也使得当时京绣行业顶尖的高手几乎全部云集在北京剧装厂。

这一时期(建国后至文革前,即1949年——1966年),是京绣艺术发展最为迅速、京绣技术最成熟、成果最显著的时期。剧装厂除了为众多演出单位制作了大批京剧服装外,还为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复制了不少京绣珍品,有的被专家们誉为“国宝”。此外还仿制了不少馆藏绣品用于外贸出口,为国家换取外汇,为建国初期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破“四旧”的错误运动中,传统戏剧被取缔,不少艺人也被遣散回原籍,未并入剧装厂的一些集体所有制京绣企业均被解散或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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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后,随着各种传统艺术的恢复,京绣技艺也得到了恢复和延续。但好景不长,由于各种新的文艺形式不断涌现,人们在休闲上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传统戏剧的市场越来越小,与戏剧密不可分的京绣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京绣工艺本身成本高、工期长、劳动强度大、占用场地多的弊端,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越来越突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北京剧装厂陆续将京绣生产转到京城周边的河北省多个地区,希望以较低的劳动成本维持住传统产品的生产。

由于京绣来自于民间,成势于宫廷,最后又还原于民间,因此京绣的发展历程本身就复杂备至,难以言表。长期以来,历代京绣艺人大都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京绣行内也和绝大多数手工技艺艺人一样,基本上都采取“口传心受”的方式进行传授,再加上缺乏专人进行此方面的研究和文字整理,造成如今基本没有多少京绣的资料流传于世,京绣艺人的传承谱系也很难续接完整。众所周知,即使从元代定都北京算起,京绣最少也有六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可现存的文字资料几乎没有。

2008年至2009年,我曾经多方联系,走访已退休多年的部分京绣老艺人搜集有关资料。其中有时年86岁的闫佩芝、83岁的郭桂荣和77岁的王玉苗、73岁的王金兰等人。根据她们的回忆,我又查阅近百名老职工档案记载的内容,加上多名与他们同期其它技艺老职工的佐证,对北京剧装厂京绣技艺的发展历程和有关京绣老艺人的有关情况予以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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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私合营后至文革前这一京绣发展的黄金时期,京绣艺人们绝大多数正处于年富力强阶段,加上大家为企业、为国家努力工作的热情很高,因此当时企业并未把培养京绣工艺接班人做为重点工作。之后是文革的巨大冲击,由于传统戏被取缔,京绣艺人们都被迫改行,有的学承做,有的干印花,有的干道具,还有的转到行政、后勤岗位。

国家政治局势动荡,企业传统工艺凋敝。京绣的窘迫现状,使当时企业的领导们痛心不已。于是厂里和当时的北京工艺美术技校商定:在该校挑选并成立一个京绣班,由北京剧装厂选派京绣水平较高的辛凤荣做为该班的班主任兼任京绣技术指导。这个决策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可在文革期间、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特殊环境里,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不仅需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还要承受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因为一句话、几个字就身陷囹圄的事并不鲜见。为了使京绣的血脉得以延续,当时企业的领导和担任传授任务的职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文革后,随着历史戏的大量恢复,北京剧装厂面对着铺天盖地般的生产订单,一时间难以应付。当时的情况是:客户起码要在半年前将货款全额汇到北京剧装厂帐户上,然后按到款顺序排队。每天早晨剧装厂门市部开门前,门口就有不少客户早早守候。有的性急的客户,不等服装全部完工,就把其全部运走,像钉扣等收尾工作回去自行解决。这一时期,企业生产始终处于超负荷状态,各种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使企业的场地难以满足需要,而京绣工艺占用场地多、生产周期长、功效极低的矛盾日益凸显,更主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京绣成本不断增高越来越成为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沉重负担。在苦苦坚持了几年之后,企业一方面迫于成本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处于对保住京绣根底的考虑,下决心将京绣的生产从厂内转移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产成本较为低廉的河北省肃宁、定兴、张家口等地。同时为确保京绣工艺能够传承,企业选派出得力的绣工师傅,手把手地将京绣工艺对各加工点的新绣工们倾囊相授。为了扶植以上这些京绣加工点,北京剧装厂不仅派出优秀的绣工,还无偿地支援了他们设备、工具、技术资料等。时过境迁,30多年后,这些京绣加工点逐步都成了气候,已经成为国内京绣领域的骨干企业。

在全国众多的绣种之中,京绣受宫廷影响最深,这是没有争议、大家都公认的。京绣是手工刺绣,属北绣体系,并在北绣及民间绣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从而与玉器雕刻、景泰蓝、象牙雕刻、金漆镶嵌、雕漆、花丝镶嵌、宫毯等并称为“燕京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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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绣之所以又称宫廷绣,顾名思义,京绣绣品多用于供奉宫廷,反映在宫廷服饰上,主要是帝、后、百官服饰刺绣纹样。它是当朝统治者尊龙凤、辨等级、希求皇权永固的体现。京绣在品种规格上多式多样,尤其是有些纹样(如龙袍、诏书等)在其他绣种中是不准许使用的。代表性的京绣作品中,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倾天权势。因此,京绣艺术表现形式有固定的风格、造型和规律,一花一草、一鸟一兽都被赋予约定俗成的特定内涵。其所谓:“聚缛细腻而不乱,鲜艳富丽而不俗”,由此体现出京绣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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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绣最大的特点是绣线配色鲜艳,亮丽动人,即使与其它著名绣种相比,其平、细、匀、光等动人之处也毫不逊色。做为后起之秀,京绣在一些方面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有些表现甚至超过了苏绣等成名已久的大绣种的表现效果。正因如此,京绣在其鼎盛时期曾有幸与苏绣、湘绣、顾绣等著名绣种一起被当时誉为“四大名绣”,京绣更是因出自宫廷的尊贵血统和优越特殊的地位赫然名列四大名绣之首。平心而论,这样的排列确实使京绣疑似有“走后门”之嫌,但从京绣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其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来看,京绣的确有过人之处,能够位列四大名绣其中也并不是浪得虚名。由此体现出京绣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京绣以大气、辉煌、雅洁、精细、图案尊贵、针法灵活、绣工精巧、形象逼真为主要特征。京绣的用料非常考究。由于贵为皇家和宫廷,其选料精当贵重,豪华富丽,不惜工本,用料主要为高档绸缎,而京绣更以在绒布上织绣图案为其独到之处。由此体现出京绣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京绣在图案纹样的运用上更讲求丰富的吉祥寓意,绣面丰富充实,绣品上的纹样“图必有意,纹必吉祥”,都赋予其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处处体现着饶有趣味的“口彩”。图案以龙、八吉祥、吉祥八宝、海水、江崖等为主。其中八吉祥为:轮、螺、伞、盖、花、冠、鱼、肠。八吉祥因为带有佛门色彩,也被称为佛家八宝。吉祥八宝为:宝珠、方胜、玉磐、犀角、古钱、珊瑚、银锭、如意。海水江崖有弯立水、立水、立卧三江水、立卧五江水、全卧水等表现形式,但龙和水的规范性很强,要根据穿着者的身份而定。立水、卧水均能体现江水环绕,奔腾泄流,具有倒海翻江之势,象征人物独霸一方的非凡气概。由此体现出京绣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京绣使用的主要色彩有黑、黄、红、蓝四色。黑为玄,黄为权,红为喜,蓝为贵。京绣的代表绣品有皇家用品、清代官服补子、群仙祝寿、百子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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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古装电视剧中,对明清官员官服上的“补子”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补子”就是京绣的代表作品之一。“补子”其纹样按品级而定,明清略有不同。清代,文以飞禽象征文采,武用走兽表示威猛。文官图案分为:一品绣仙鹤,二、三品绣孔雀,四品绣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鸂鶒,八品绣鹌鹑,九品绣练雀。武官图案分别为: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级别不同,图案绝对不可乱用、错用。以一品文官“补子”纹样为例:该纹样以仙鹤为主,仙鹤是鸟类中最高贵的一种鸟,代表长寿、富贵。鹤下面绣以海水。日出海水,舞鹤踏云,鹤头望日。边上有6个蝙蝠。我国传统民族工艺中,通常用蝙蝠寓意“福”。六福在中文的寓意中是捧喜。配的图案中,仙桃——仙桃捧寿;太平花——表示太平盛世、国家太平;牡丹——富贵吉祥;灵芝——长生不老;祥云——祥云瑞蔼、风调雨顺;松鹤——松鹤延年。还有海水江崖、吉祥八宝,表现永世吉祥,万世升平。卍(音万)字联做边——卍字联是佛法的一种代表,表示神佛保佑、佛法无边。京绣的华美与考究,从中可窥一斑。在定陵出土的明孝靖皇后洒线绣百子衣,也是一件京绣的代表作品。明、清代宫廷中,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京绣作品的存在。今天,在故宫博物院、北京艺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一些单位都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京绣精品。京绣可说是曾经辉煌一时,它的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当时时代所能成就的全新的高度。

京绣和其它绣法统称为刺绣。所谓刺绣,简而言之,即指刺绣者使用专用的绣针、绣线,在特定的面料上,沿预先印好的图案,运用针、线在面料上按照正反方向反复运动。针是主要工具,目的是通过针的牵引运动把各色彩线留在面料上,逐步按照预先的设计要求,形成完整、华美的图案。其它主要材料还有绷子、各色绣线等。

刺绣行业讲求以针为笔,以线蕴色。做为京绣,讲究的是“平、光、齐、韵、和、顺、细、密”。京绣的绣法多达数十种,如何使用,完全由需要绣制的内容来决定。京绣既然脱胎于民间刺绣,它的不少绣法与其它名绣大同小异,并有自身的当家针法,如平针绣、平绒绣、滚针、埋针、抢针等。在此基础上,幻化出打籽绣、盘金绣、绒绣、网绣等花样百出的绝妙绣法。其中的“平金打籽”绣,更是以真金捻线盘成图案,结籽于其上,愈发显得精致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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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绣图案的色彩是由绣线决定的。十多种基本颜色,根据深浅不同的变化,每种颜色还能分出五、六种色彩来,黑色表达着对天的敬意,红色意味着喜庆和快乐,黄色无疑是皇权的象征,蓝色寓意着富贵,白色显示出俊雅。

刺绣工艺说起来不难,真正落实起来着实不易。通常完成一件作品需要很长时间。以一件官补为例,一尺见方的补子需要花费好几天的工夫。如要绣一件朝袍,起码要五、六个月时间。因此刺绣主要耗的是时间,磨得是耐性,考验的是绣工的技术功底和专注投入的功力。

由于历代京绣艺人基本上都没有文化,技艺的传承靠的是“口传心受”的方式,使得几百年来京绣没有文字的资料留传于世。

京绣做为“燕京八绝”之一,曾名列京、苏、湘、顾四大名绣之首,可见其当时的辉煌。现在人们只知“苏、粤、湘、蜀”而不知有“京”。尽管京绣做为“宫廷绣”和皇家的御用工艺,代表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曾经名扬华夏,然而时过境迁,时至今日,京绣已经不见了往日曾有过的辉煌,处于既无名、又少利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损失和缺憾。

京绣做为中国刺绣独具一格的品种,其宣传和传承都处于非常薄弱甚至濒危状态。在21世纪的今天,在做为现在传播手段最为快捷和信息最为丰富的互联网上,搜索“京绣”,很难得到有价值的信息。由此可见其学术研究的水平和受人关注的程度远远不能满足京绣工艺本身生存和传承的需要。

纵观京绣行业现状,由于京绣工艺难于学习掌握,社会需求暂时有限,加上工作过程漫长,单调乏味,从业者收入低微,导致近年来,新绣工难以招入,原有绣工纷纷转行,使从事这项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加上一些老艺人的相继过世,曾经一度使京绣处于濒于失传的濒危状态。目前在京城,老一辈的京绣艺人健在的已不多,已经都离开这个行业几十年了。除剧装厂努力依靠剧装生产保持京绣的传承外,已经没有规模性地从事京绣生产的艺人了,个别人只能依靠少量销售外购的京绣产品以谋生。即使在北京剧装厂的各个加工点,现在也都无一例外地饱受绣工新工源断续、原有绣工不断流失、刺绣产能逐年下降之苦。不夸大地说,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放任京绣目前的萎缩状态继续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曾经享誉海内外的京绣工艺会成为“绝唱”,届时很有可能享誉中外的京剧表演就不得不“裸唱”,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北京剧装厂做为国有老企业和京绣技艺的传承保护单位,对于抢救性地保护和传承京绣工艺,一直在持续不懈地努力,之所以难以改变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京绣的文化、历史、艺术等价值未被社会所认识,企业被不公正地划入制造业,而产品的特殊性又造成企业不得不承受过高的税负,使包括京绣在内的剧装戏具制作技艺不得不在不平等的环境中去打拼和竞争,企业难以有资金和能力挖掘京绣产品的文化内涵,使其难以获得较高的附加值,因此无法形成强大的造血机制,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随着近年来党和国家做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策的影响,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了对民族民间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视程度。现在一些京绣产品如“朝服”、“绣片”等开始成为收藏的新品种,受到社会有关人士的关注。在让世人充分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底蕴的同时,也使人们更加珍视具有民族特色和京城地域特点的艺术品的发掘、传承和光大。借助这股强劲的东风,京绣做为独具特色的北京民族手工艺术品,理应有重现风采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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